来源: 新京报
少年班这种教育模式成功或是失败,存在很大争议。赞成者会一一列举千名少年班毕业生中杰出者的名单,批评者则会把它视为“伤仲永”的现代版。但是,对于中科大这样的学校来说,随机抽选1000名毕业生,都可以列举出一群成功人士。而如果“仲永”不上少年班,会不会更好,谁也不敢说。
少年班当初为何成为瞩目的焦点,这本身是一件值得思考的事。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普遍存在两种焦虑,一种是“球籍焦虑”:中华民族有可能被开除“球籍”;另一个是“时间焦虑”,女作家谌容在小说《减去十岁》里写道,根据“上级指示”,全国人民一律在档案中减去“1966-1976”这10年,全部年轻10岁,所有人都找到了失去的时间。情节虽是虚构的,却真切地展现了当时的集体心理。
“减去十岁”不太现实,但节省时间是有可能的,于是“废寝忘食”、“争分夺秒”成为报端最常见的关键词。这还不够,老一代充分意识到失去的时间难以挽回,就把希望寄托于下一代。这就像接力赛,第一棒耽误的时间要在第二棒追回。少年班恰可以缓解“时间焦虑”。
“球籍焦虑”和“时间焦虑”直接相关。“中国落后于西方多少多少年”的常见句式说明,“时差”正是“球籍焦虑”的主要原因。少年班,又缓解了“球籍焦虑”,因为他们从事的科学研究,正是与世界拉近距离的重要工具。
双重“焦虑”不是上世纪80年代的产物。1956年8月30日,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提到:如果中国搞了五六十年社会主义还不能超过美国,“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球籍!”1958年6月17日,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又谈到:超过英国,“不是十五年,只需要两到三年。”当时,他指的主要是通过钢产量来缓解双重焦虑。这与通过少年班缓解双重焦虑,有异曲同工之处。
如何评价少年班、如何评价对于少年班的举国关注,这是两个问题。后者比前者更值得反思,前者是教育问题,后者则集中体现了上世纪80年代的集体心理症候。
□王晓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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