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和新挑战-m6米乐网页版

　　我们已经或正在进入一个新发展阶段，这一新阶段所出现的矛盾和挑战，在已有的发展方式空间内，是难以包容和应对的。发展方式的转型势在必行，尽管韩国、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地区在二战后长达40年的时间里，持续保持了年均7%以上的高增长率，但这些国家和地区，都是相对较小的经济体，保持这样的增速在大的经济体尚无先例。
　　而已经保持30年高速增长的中国，能不能同样绘就这样一条漂亮曲线？
　　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看来，在30年的高速增长之后，无论从经济总量还是从经济结构上，中国已经或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中，经济的结构性变化和矛盾也更为显著。能源和环境的约束和压力增大，过去几十年中国的低要素成本竞争优势在逐步改变，中国经济日益增长的规模还在更大程度上影响着全球经济。
　　刘世锦提出，低要素成本竞争优势的改变，需要中国加强自主创新，培育起以技术进步为基础的新的竞争优势，实现竞争优势的转换，这是中国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内容。
　　在刘世锦看来，发展中的问题只能通过进一步的更好发展来解决，新阶段所面临的新挑战，也需要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来化解和应对。
　　中国经济增长进入重要转折点
　　《第一财经日报》：2008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30年，经济的高速增长也已经有30年。你怎么概括在经过30年高速增长之后目前的中国经济？
　　刘世锦：近几年来，中国经济确实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具有转折含义的重要变化，这表现在总量和结构两个层面。
　　在总量上，从2003年开始，包括2007年，中国经济的增长率已连续5年达到10%以上。2006年，经济总量超过了20万亿元人民币；人均收入在超过了1000美元后不久，又达到了2000美元；财政收入新增部分超过7000亿元人民币，接近于10年前，也就是1996年全年的财政收入。
　　在总量规模变化的同时，结构性的变化和矛盾也更为显著。能源和其他重要资源的生产和消耗增长迅速；环境压力空前增大；过去构成中国经济增长低成本优势的诸多生产要素，特别是土地、劳动力等要素价格上升；在整个国民经济保持快速增长的同时，原有的地区发展差距并没有缩小，有些方面还在扩大。
　　此外，中国正在以日益增长的规模介入国际经济活动，“中国因素”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第一财经日报》：这些是你称为的“新变化”、“新阶段”？
　　刘世锦：是的，以上列举的变化当然也不是新变化的全部，这些现象的大部分以前也都存在，之所以称其为“新变化”，是因为它们在某种意义上进入了一个“转折点”。
　　这里需要考虑两个相关问题，一是我们是否正在或已经进入与以往有较大不同的新发展阶段，二是如果是进入这样一个新阶段的话，现有的发展方式能否有效应对所面临的诸多矛盾和挑战，使中国经济保持可持续发展的势头。
　　可以给出的判断是，我们已经或正在进入一个新发展阶段，当然，对这一新阶段如何概括，还可以探讨；这一新阶段所出现的矛盾和挑战，在已有的发展方式空间内，是难以包容和应对的。发展方式的转型势在必行。
　　进一步深化改革是应对之策
　　《第一财经日报》：你提出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在这个转折点中，经济承受的资源环境压力在加大，原有的生产要素低成本优势也在逐步减弱。在改革开放30年之后新的发展阶段中，你认为应该如何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
　　刘世锦：解决新阶段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诸多矛盾和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
　　这些矛盾和问题的存在，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很大程度上还是体制上的。体制上的问题，部分属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来、至今尚未得到根本解决的，部分属于体制转轨过程中新出现的，还有的是由于体制建设滞后所引起的，这几种情况往往交织在一起。
　　比如，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政府职能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企不分转向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但在将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以后，一些地方出现了片面追求gdp增长、片面强调经济增长指标而忽视社会发展等倾向。如何在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形成一套能够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考核指标和行为机制，是体制建设的重要任务。
　　因此，改革开放仍然很重要。我们所面临的诸多深层矛盾的化解，发展方式的实质性转变，和谐社会的建设，都不可能离开深化改革。在这个问题上，必须要有清醒认识，不能松懈，更不能动摇。对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和偏差，需要警觉和纠正，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推进改革，而不是走回头路。改革是为了发展，最终要由发展的成果来检验。
　　《第一财经日报》：你认为新形势下需要深化改革的领域是哪些？
　　刘世锦：新形势下深化改革，需要在关键领域改革、体制建设与创新两方面作出更大的努力。
　　从关键领域改革来说，一是要加快生产要素价格改革，进一步推动资源价格的市场化，纠正被扭曲的资源价格。资源价格能够由市场决定的要尽可能地交给市场，对不能或不完全能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某些垄断性、基础性资源产品，政府的价格管制要形成反映有关各方的利益、能够及时灵活调整、透明度高的机制。
　　二是要以政府职能转变为重点，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改革和完善投资管理体制，加强信息服务，减少对微观主体不必要的行政干预。与此同时，加强在环保、节能降耗、安全、技术标准等方面的社会性管制。
　　三是要深化国有企业和金融体制改革，完善科学发展的微观基础。继续推进国有经济结构和布局的战略性调整，推动国有大企业产权结构多元化和治理结构的改进。加大垄断性行业的改革力度，破除行政性垄断，在可竞争的环节引入新的投资者。积极稳妥地推进国有金融企业的股份制改造，通过重组、上市等途径，改善其产权结构和治理结构，改进资产质量。在按照加入世贸组织时的承诺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加大金融体系的对内开放，稳步发展多种所有制的中小金融企业，重点解决中小企业、高科技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改变过度倚重银行融资的状况，加快金融结构调整，提高证券市场融资的比重。
　　此外，在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领域也都需要采取得力措施。
　　从中长期看，低成本优势削弱后的调整不可避免。通过创新形成新的竞争优势，是一个关系到我国产业中长期竞争力，因而也是关系到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
　　要注意地区经济总量增长速度差距、不同地区户籍人口货币收入差距等指标，更需要关注不同地区实际生活和就业人口的“人均实际收入水平”指标的变化
　　《第一财经日报》：加强体制建设与创新方面呢，可不可以列举一二需要推进的领域？
　　刘世锦：不论是解决传统体制遗留下来的老问题，还是解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育过程中的新问题，都迫切需要加强制度建设与创新。这方面有许多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
　　例如，在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如何改进政绩考核指标体系和机制，使地方政府在gdp指标之外更多地关注社会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如何与政绩考核方式的改进相适应，对财税体制进行必要的调整，这些都需要深入研究。举例来说，如果要求某个地区更多地关注生态保护，就应当在财税政策上形成必要的补偿机制。
　　还有，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我国工业化进程面对着资源约束增强、要素成本上升、总量规模扩大等新特点，如何在立足于国内资源供给的同时，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更好地利用国际资源；如何在开放条件下通过自主创新，提高经济增长的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都要求我们在资源开发与利用、知识产权和技术进步、对外经济关系等方面进行卓有成效的制度建设和创新。
　　资源和环境的压力显著加大
　　《第一财经日报》：我们逐个来谈谈你认为的一些新变化。首先是资源和环境对经济发展的压力，这一点在近几年表现得非常突出。
　　刘世锦：经济发展中的资源和环境约束从来都存在。我国近年来资源和环境约束压力显著增大，是资源禀赋、发展阶段和体制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
　　我国虽然号称地大物博，但大多数资源的人均拥有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在工业化的不同阶段，资源消耗强度是不同的，大体上呈倒u形分布，上升速度较快的是重化工业增长加快、比重提高。我国近几年的经济增长正处在这样一个阶段。
　　如果说资源禀赋是无法改变的，发展阶段又难以超越，体制政策环境则是改进余地最大的。现实中可以看到很多例子，处在相同行业，面对大体相同的发展条件，企业的资源消耗和环境保护程度可以差别很大，主要原因就在于体制和政策环境有相当大的不同。
　　如果有一个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发展模式，我们面临的压力就会小得多。相对于自然条件和技术的约束，我们面临的思想观念上的约束、体制和政策环境上的约束要大得多。这是当前资源和环境压力增大的实质所在。
　　《第一财经日报》：那么解决资源和环境约束压力的出路在哪里？
　　刘世锦：在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创新。要探索和逐步建立适应当代科技发展潮流和国际发展方式调整趋向，同时也符合中国现阶段实际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发展方式。
　　对此我们必须作出多方面的努力。要切实解决好发展理念的转变问题，把发展建立在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可持续的基础之上；要从各自实际出发，制定并实施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资源节约、保护环境规划，重点是发展循环经济的规划；要充分发挥价格在解决资源和环境约束中的基础性作用，该放开的要放开，需要政府定价的也尽可能适应市场变化；要在政府职能转变的过程中，加强对资源有效利用和环境治理的社会性管制；要加强资源和环境领域的研发活动及其成果推广，在实施自主创新战略、加快科技进步过程中，优先发展那些有利于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的技术；要继续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积极发展有利于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的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
　　以自主创新赢得新的竞争优势
　　《第一财经日报》：你提出中国经济发生的第二个改变，是中国诸多生产要素的成本在提高，这一点我们能从土地、劳动力以及人民币汇率等多个方面感觉得到。
　　刘世锦：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低价格，是过去20多年构成中国经济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近几年来我国生产要素低成本的优势正在削弱，特别是土地、劳动力等要素价格上升速度相当快。
　　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强调需要加强自主创新，就是要培育起以技术进步为基础的新的竞争优势，实现竞争优势的转换。这是中国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内容。
　　当然，低成本优势的减弱将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我国幅员辽阔，地区间发展水平差异大，还会有一些地区继续呈现低成本优势，一个较长时期内我国将保持多种竞争优势并存的格局。但从中长期看，低成本优势削弱后的调整不可避免。通过创新形成新的竞争优势，是一个关系到我国产业中长期竞争力，因而也是关系到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
　　《第一财经日报》：对于如何理解自主创新，以及自主创新和利用外资的关系，近年来有一些讨论。有的行业围绕“合资企业进行的创新算不算自主创新”展开争论。对此应该如何认识？
　　刘世锦：这个问题还是要从全局和战略的眼光来观察和理解。
　　从内外资企业的角度看，我们所说的自主创新可以有两个要点，一是内资和以内资为主企业创新能力的提高；一是外资企业研发能力向中国的转移。这里第一个要点是重点，我们讲自主创新，立足点和重心都是内资和以内资为主的企业。有一些东西，特别是那些关键性、基础性的技术，仅仅靠开放是拿不到的，必须靠自己来搞，对此我们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
　　但是这与鼓励外资企业研发能力向中国转移不矛盾。这两件事情是互动的，一定程度上是互补的。外资企业是在中国仅仅搞加工制造好呢，还是把研发能力也转移到中国来好呢？还是应该鼓励它们向中国转移。
　　在这个问题上，能不能这样来认识：我们讲自主创新，这个“自主”的主体应该是中国经济的大局，全球化、市场化背景下中国经济的大局。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合法注册、经营的企业所进行的有利于提高中国经济创新能力的活动，都应该得到鼓励，也都可以划入“自主创新”的范围。这是一个宽松的、包容量很大的定义。这样看问题，对提高我国经济总体创新能力有好处，也正是新时期提高吸收外资质量和水平的政策所要求的。
　　《第一财经日报》：你认为自主创新有哪些问题需要探索和解决?
　　刘世锦：对地方和企业来说，如何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增强技术进步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有不少问题需要深入探讨和解决。
　　比如，如何完善企业治理结构和组织结构，使企业领导人能有长远眼光和内在积极性，真正“自主”地、坚持不懈地开展创新活动；如何培育资本市场，特别是鼓励风险投资的发展，解决企业创新融资难的问题，支持企业“开放式创新”中的购并活动；如何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支持企业实施知识产权战略，为企业创新活动提供足够激励；如何促进外资企业研发活动向本地转移，使引进外资与提高创新能力有机结合起来。
　　还有一些问题也比较重要：如何支持创新型企业发展，形成创新型产业集群，或推动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向创新型产业集群的过渡；如何建立和完善技术创新的公共服务平台，支持新技术向中小企业的扩散；如何完善政府支持创新的政策机制，特别是把重点转向需求激励政策，通过税收、价格、直接补贴、政府采购、设立标准、倾向性措施等，推动企业的自主创新等。
　　正确认识地区发展不平衡
　　《第一财经日报》：你提到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这种不平衡该如何正视？
　　刘世锦：地区发展不平衡是一个国家工业化进程中具有必然性的现象。对此国际上也有倒u形的假说，即在发展初期不平衡现象尚不突出，随着发展速度加快，不平衡加剧，到某个较高发展水平后，不平衡将趋于缓解，逐步达到相对均衡发展的状态。
　　我国目前仍处在这条曲线的上升期。近年来影响地区发展格局的有两个重要因素,一是城市化进程加快，二是产业的区域集中度显著提高。这些变化符合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规律，是积极的、可持续的，但必然影响到原有的地区发展格局。
　　《第一财经日报》：用什么指标来考察地区间的发展不平衡比较好？
　　刘世锦：发展条件好的地区将率先发展，劳动力由落后地区流动到发展快的地区，找到了工作，增加了收入，也减少了落后地区的人口基数，落后地区人均收入水平相应有所提高。反之，发展快的地区人口基数增加，人均收入水平相应有所下降。我们讲地区发展差距，所关心的是这些地区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所以，“人均实际收入水平”是一个适宜的比较性指标。
　　这个指标除了关注货币收入外，还考虑到剔除不同地区物价水平差异后的实际购买力水平。在劳动力和其他人口合理流动的情况下，不同地区“人均实际收入水平”将逐步趋于缩小。
　　关注不同地区实际生活和就业人口的“人均实际收入水平”指标的变化，将有助于正确观察和理解地区之间关系发展的动态过程。
　　《第一财经日报》：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的趋势如何？
　　刘世锦：这些年来我国通过实施地区重点发展战略，比如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崛起等战略，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只是尚不足以改变地区发展差距扩大的态势。
　　但是也应该看到，2002年下半年开始的新一轮经济增长中，出现了一些有利于缓解地区发展不平衡的趋向或因素。例如，在重化工业增长加快的背景下，对能源、原材料、装备工业产品等的需求迅速增长，拉动了具有资源优势和重工业基础较好的中西部与东北部分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还有，东南沿海地区要素成本上升后，一些企业开始向北部沿海地区和中部部分地区转移，部分国际转移产业也更多地将承接地转向要素成本较低的地区。这些趋向或因素，将会对促进地区平衡发展发挥更多的基础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