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利税改的真实记载-m6米乐网页版

荆楚网--楚天都市报

记者刘钧 杨向明

　　监利农民朱建华积攒14年的100多张农业税费条据，典型记录了一段中国税费改革的厚重历史——
　　朱建华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积攒十多年的一百多张农业税费条据，也会给他带来出乎意料的感动。
　　这个江汉平原的普通中年农民，在“十七大”前做了一件不平凡的事：托人将这些东西和一封两页纸的信，捎给了俞正声——那个曾一次次到自己所在的监利县“微服私访”的省委书记。
　　一去一回，两封简单的书信，以及那些记录了14年种田税赋的农民负担卡，最后成了湖北省档案馆的“宝贝”，被珍贵地保存下来。
　　翻阅着这些发黄的票据，像在翻阅一段厚重的历史，完全不像是一个普通农户的流水账。
　　缴款用途，问了也白问
　　1993年，朱建华30岁，他家五口人，4.9亩责任田。
　　这些票据的产生，都是因为这四亩多地。
　　1993年底，朱建华做了一个盘点，他家当年上交的“三提五统”及农业税费加起来是435元。
　　那一年，刚刚开始种田的朱建华，开始记账，认真地认账。
　　随后几年，这个记录开始在朱家账本上“爬楼梯”，负担卡外还有负担，有时连票据都没有。
　　1994年负担卡上为492元，实缴523元。
　　1995年的票据共8张，只有收款金额，没有收款项目，合计996元。
　　1996年为788元。
　　1997年为694元，实收1103元。
　　翻开那几年的票据，1993年缴纳税费的明细有七项：国家税费、三提五统、国库券、共同生产费、土地开发款、经济指标款。
　　后来，防疫款、以资代劳款、共同开发款等名目繁多的项目逐年增加。没有票据的收费也悄然增加。“那时，我的粮食都尽量不到新沟镇上卖，因为有些人会想方设法将卖粮的钱变成你缴款的一纸收据。为能拿到现钱，我很费了一番功夫。”朱建华回忆说。
　　为防止农民都来这一手，那时的乡村公路上，到了卖粮季节每天总有人站岗、设卡。朱建华都是摸黑起早，像游击队员一样将粮食拖到别的乡镇，找熟人卖掉。
　　日子紧巴，但还过得去。因为朱建华还有一点酿酒的小手艺，贴补家用之余，刚好供两个孩子上学所需。
　　至于缴款的用途，朱建华回答说：“从没问过，问了也白问。”
　　1998年艰难的记忆
　　1998年，对长江中下游的农民来说，是一个刻骨铭心的灾年。长江防汛形势曾震惊世界。
　　也在那一年，朱建华的负担卡上，数字开始翻番上涨，总额达1277元。
　　仅“三提五统”这一个项目，就从前几年的一两百元，骤然升级到528元。
　　项目也多如牛毛：教育费附加、计划生育费、民兵训练费、民政优抚费、民办交通费、镇第三中学的集资、血防集资、抗灾款……
　　与此同时，大批年轻人被迫外出打工，农村多剩下老人和儿童，小生意也难做，这一年，朱建华的酿酒小作坊停开。
　　农资涨价，不算劳动力付出，种田等于亏本，种得越多，亏得越多。那一年年末，朱建华加入了外出打工的大军。1999年的春节，他没能回家。
　　大批“朱建华”们外出打工的大背景下，在监利、在江汉平原，曾是农民命根子的稻田，开始大面积长时间抛荒。
　　很多农民种田的目的只有一个：保住一家人的口粮，剩下的都丢掉。
　　1998年，朱建华一家所有的现金收入加起来也只有1300多元，如果将这1277元税费全部交上，那就“没法活了”。
　　1999年，朱建华负担卡上的数字是791元。
　　2000年，朱建华没有从田地赚到一分钱现金，在外打工的总收入不到6000元，但向村里缴纳了1500多元，摊到4.9亩田上，亩平负担300余元。
　　2001年，860元；2002年，是781元。
　　远在异乡的朱建华苦苦等待解开困境的一天。